刻章的历史源远流长。
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埃及，人们就开始使用刻有各种象形文字的印章，用以标记所有权、身份以及事务的有效性。
而中国的篆刻艺术，迄今也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。它兴起于先秦。殷商时代，人们已用刀在龟甲上刻“字”（即现代称为甲骨文），具有较高的“刻字”水平。
春秋战国至秦以前，篆刻印章称为“玺”或鉨，玺为在玉上刻制的，鉨是金属上刻制的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规定“玺”为天子所专用，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“印”，从此鉨就废而不用了，这形成了帝王用印称“玺”或“宝”，官印称“印”，将军用印称“章”，私人用印称“印信”的规制。
秦代时，印面上的文字叫“摹印篆”；王莽定六书时，称为“缪篆”，从此明定篆书为印章印文的使用字体。
篆刻发展到唐、宋、元时期，处于衰微阶段。这一时期由于楷书的应用取代了篆书，官印和私印基本分家，使得篆刻艺术走起了下坡路。元末时出现了转机，画家王冕发现了花乳石可作治印材料，石料成为理想的制印材料。
到了明代，篆刻艺术进入复兴时期，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，其特点主要是流派纷呈。文彭、何震对流派篆刻艺术的开创起了重大作用。文彭是文征明的儿子，他发现“灯光石”冻石可作治印材料并加以倡导，此后石材被广泛应用。此后出现了程邃、丁敬、邓石如、黄牧甫、赵之谦、吴让之等众多篆刻艺术家，一时间篆刻艺术呈现出繁荣景象。直至近现代的篆刻大师吴昌硕、齐白石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篆刻历史。
在古代，印章具有实用功能，是权力和凭证的信物，也能反映古代的社会生活习俗和人们的思想意识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篆刻逐渐成为一门与书法密切结合的艺术，它将书法的笔意、绘画的构图和刀法的雕刻神韵完美结合，在方寸之间展现出万千气象。
以下是一般印章的制作过程：
准备材料：制作印章所需材料包括刻刀、印石、印床、印泥、宣纸、砂纸、铅笔、毛笔等。
设计印稿：根据个人需求设计印章的印稿，可以使用铅笔在纸上画出大致的图案，也可以使用电脑设计软件进行设计。
雕刻印章：将印稿反转后，使用刻刀沿着印稿的线条进行雕刻。雕刻时要注意控制力度和角度，以保证印章的质量和效果。
修整印章：雕刻完成后，使用砂纸对印章进行修整，以去除表面的毛刺和不平整处。可以对印章的细节进行的调整和完善。
试印印章：在印章上涂上印泥，在宣纸上进行试印。试印时要注意控制力度和角度，以保证印出来的效果清晰、完整。
调整印章：根据试印的效果，对印章进行调整。如果印出来的效果不理想，可以对印章进行的修整和完善。
完成印章：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后，印章制作完成。可以将印章保存在干燥、通风的地方，以延长印章的使用寿命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步骤仅供参考，具体的制作过程可能因印章的类型、材质和个人喜好而有所不同。
汉代印章艺术具有以下风格特点：
平整端庄：外形多为正方形，少数呈长方形等。印面内部字的结体和笔法配置多是方形、长方或扁平形；笔画通常横竖平正、布置匀称、整齐有序。例如“后将军假司马”“军假司马”“夏延寿”“祝遵印信”等印，无论字数多少、朱文白文，都呈正方形；“三封左尉”“外黄令印”等印，不论笔画多少、粗细，皆采用横平竖直的线条；“箸胥款”“石易之印”“右关军库长”“中私府长李封字君游”等印，不管字数多少、字形长短，笔画粗细基本相同；“刘行信印”“洛阳令印”等印，笔画之间的距离也基本保持均匀相等。即便偶有笔画较少的字，其笔画也会略粗，间距略宽，整体笔画安排协调、自然。
规矩变化：印的外形和内部文字虽以平稳方正为主，较为规矩，但并不刻板。原因是在规矩范围内，于平整前提下存在诸多细微变化，实现了规矩与变化的和谐统一，使印面显得生动而不零乱。例如“广汉大将军章”“骑都尉印”等，在方正的结体和平稳的笔画中会有少许短斜笔，让整个印面充满生气；“安昌侯家丞”“别部司马”等印的横平竖直笔画中，往往有一笔稍短且微曲，使印面刚中带柔；“军假司马”“骑督之印”等印中，文字大都呈方形，笔画为方笔，起笔收笔处多为方角，但转角处常出现外沿圆内角方的形态，构成外圆内方的对立统一关系，增加了笔致的变化与艺术魅力；“诏假司马”“武德长印”等印，其铸印线条较为粗壮，线条间距紧密，结构呈现密不透风之感，而在这种稠密结构中因巧妙设计形成的小空隙，构成了疏密对比关系，增添了全印的艺术趣味。
浑朴自然：汉印多为铸印，印面结体横平竖直，故而显得稳重浑厚、朴实自然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。其一，汉铸印多是白文，由于翻铸的原因，大多粗壮结实，如“琅琊相印章”“广陵玉玺”等印；其二，汉印线条粗细基本一致，无论铸印或凿印，一般不在线条起止、中段及转折处做装饰，印面显得单纯朴实，像“武猛都尉”“霸陵圆丞”等印；其三，汉印大多将刀意与笔意完美结合，自然融洽，毫无做作之感。铸印如“军假侯印”，虽线条粗重，但其起止处用刀修饰得方劲有力；凿印如“牙门将印章”刀痕清晰，下尖上方，笔意隐现其中；玉印如“寿佗”，线条圆润，亦可见刀意，起伏自然；其四，汉印线条多粗重，线条之间以及字间距极小，在整体上给人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，如“军曲侯印”“上官建印”等印。
承应贯气：这是印章的关键之处。字与字之间、笔画与笔画之间能够相互关照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：承应，包括结构、线条以及用刀等各方面的相互呼应。线条有粗细、长短、直曲的承应，空间有长短、方圆等几何块面的相互承应和疏密关系的承应，用力有迟滞、徐急的承应，从而构成全印的统一，并于统一中富有生动情趣；行势，一印之中若有两行或多行印文，每一行的上下字之间须有气势贯穿，使整行字首尾相连、气脉相通；贯气，整方印章要达到团结一致的效果，不但要求在形状、线条上有所承应，在一行上下之间要一脉贯穿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统一的前提，在外形上数字散布，但实质上彼此应犹如一字，互相关联、穿插，浑然天成。
汉代印章的印文主要采用缪篆，是在秦印小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缪篆笔画线条简约质朴，结构方中带圆，带有隶意，适宜入印作篆。它“变小篆之形式，不变小篆之义法”，往往对笔划有所增减，趋向方化，接近于隶书。线条屈曲饱满，端庄厚朴，平正易识。
汉代印章艺术成就卓越，对后世印章篆刻影响深远，被历代篆刻家视为取法的。其风格多样，或雄浑、或秀丽、或豪放，体现了汉代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独特的审美观念。
邓散木治印“”：这枚印章由书法家、金石家邓散木于1963年8月，用寿山田黄石为所刻。印呈立方体，明黄色，顶部镂空琢双龙，又称“龙纽大印”。印的一侧刻有“1963年8月，敬献毛主席，散木瑑时六十有六”。其印文在章法上独具匠心，繁体“”三字从右往左依次排列，“泽”字三点从左边挪到了右下端，使详略更为得当，结构更为严谨，布局更为优美。笔画较少的“毛”字的Zui后一笔反向倒旋，寓“反手掌乾坤”之意，从布局上填补了“泽”字右上端空白。原存于中南海，1990年回归故里，由韶山同志纪念馆珍藏。
陈巨来治印“湘潭”：1956年，上海市人民政府请陈巨来所刻。陈巨来13岁就开始刻印，平生治印逾三万方，其篆刻被誉为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。此印以白文布局，雄壮浑厚，大气磅礴。
傅抱石治印“印”：1959年，傅抱石为方便在他和关山月共同创作的“江山如此多娇”巨幅画题字时落款所用，而精心准备的一枚印章。此印寿山石质，取法汉印风格，刚健朴茂，平方正直，极有气势。
吴朴治印“毛氏藏书”：这是一方用得较多的印章，为朱文“毛氏藏书”印。由上海金石名家吴朴于1963年所刻，他考虑到毛主席藏书多、盖印多，印面易磨损且需上下线条一致，故而选定铁线篆。对其非常满意，在许多藏书上都钤有此印。
齐白石治印“”“润之”：1949年，齐白石用一对名贵的雕有狮子滚绣球钮的寿山石，精心镌刻了朱文“润之”和白文“”印各一方。这两方印章法大开大合、俯仰有致，单刀冲刻、极有气势。
谢梅奴治印“印”“润之”：谢梅奴有“篆刻王”之称，他刻的白文“印”以回文排列布式，寓巧于拙，雄浑苍劲；朱文“润之”细文粗边，结体流丽，颇具周秦玺印神韵。谢梅奴在1948年还曾将《沁园春·雪》的内容刻在印章上，整套印章共30多方，这是当时问世的第一组诗词篆刻作品。解放后，此套印章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送给了毛主席，现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。
钱君匋治印“印”“毛氏藏书”：上海解放不久，钱君匋怀着崇敬之情给篆刻了一方“印”，并通过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（茅盾）转赠给。后来，又通过上海博物馆找到钱君匋，请其刻了一方“毛氏藏书”朱文印。
刘博琴治印“毛氏藏书”：1949年，北京金石名家刘博琴受人之托，为刻过一方长方形的朱文“毛氏藏书”印。在此之前刘博琴也曾为毛主席治过印，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有人曾请他刻一枚“润之”印章送给远方的朋友，他精心刻制了这枚印章。北平解放后，他才知道“润之”就是。刘博琴所刻的这方印章在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》等部分书籍上钤盖。
在中国篆刻艺术的发展历程中，还有许多其他的印章作品。如果你对特定篆刻家或历史时期的作品感兴趣，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或参观博物馆、艺术展览，以欣赏更多的印章艺术。
篆刻，这一门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，在数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，既彰于庙堂，亦显于民间，是镌刻在中华艺术文脉上的古老印记。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和制章人在印章上谱写着诗情画意，让每一枚印章都独具匠心。
苏东河是北京市一位篆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自幼便在陈左黄、蒋维崧、韩天衡等书法和篆刻名家指导下学习篆刻，作品以工稳印中的细朱文、九叠篆印等古玺印为主。经过多年研习，他致力于创新和传播篆刻文化，将篆刻与时代相结合，努力创作出更符合现代审美的篆刻作品。
篆刻一块印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一般有了构思还不能马上动手，要先在脑海中构图。边框需用尺子画直线，而苏东河已经把自己的手训练成了一把活尺子。章面画完之后开始进行雕刻，篆刻的工具一般有十几种之多，用于不同的工序使用。一般印章石的硬度是摩氏2- 4度，而刻刀为7度左右，能够轻易对石材进行雕刻。
印章的篆法、章法，Zui后均要通过刀法来完成，不熟悉刀法是刻不出成功作品的。好的刀法讲究下刀稳准，出刀明确，既要求篆法与章法统一，又要在细节处寻求微妙变化。
除了刀法，还要心手一致，一边落刀一边感受石头的质感和印文逐渐浮现过程的变化。刀感、手感与心意相通，才能让这方寸天地赋有独特艺术生命。布局疏密犹如天成，初次篆刻好后要将印章盖印出来，这一步叫作“钤印”。
钤印的作用，是检查印章是否达到预期效果，如果发现瑕疵，需要修改补刀，在保留刀法的情况下，将印章不符合初衷的笔画进行修改，Zui终印出Zui完美的印章效果。但一枚印章并没有就此完成，还要为其镌刻边款，边款内容一般有章名、时间和署名，印文与边款相互映衬，对印章而言是一种艺术性与观赏性的双重升华。
《宁夏故事|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——任振斌匠心篆刻先烈诗章》（宁夏日报2024年报道）
（部分内容）宁夏贺兰石印章篆刻技艺传承人任振斌，默默坚守5年，用一双巧手精雕细刻，制作完成90幅以先烈诗词为主题的篆刻作品，再现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生动历史、一个个鲜活真实的高尚灵魂。任振斌将红色精神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，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热爱，也向人们展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涵。
“‘头可断，肢可折，革命精神不可灭。壮士头颅为党落，好汉身躯为群裂。’这是广州工人运动之一周文雍被捕后，在监狱墙壁上写下的一首不朽诗篇。这幅作品上方的绝笔诗用篆刻艺术形式展现，作品下方周文雍与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形象，选用木版画艺术形式雕刻拓印。大部分作品都有先烈肖像印，用崇敬的心刻出革命先烈的精气神。”展出现场，任振斌向观展者逐一讲解篆刻艺术作品背后的感人故事、诗词内容、篆刻基本技巧等，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精神，激励人们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。
“展出的这些作品按时间顺序篆刻而成，文字采用了甲骨文、大篆、小篆，学习古代玺印、秦汉印章、历代篆刻艺术的创作风格，还借鉴碑刻、瓦当文、古砖文、铜镜铭文的艺术形式，时间跨度从1925年至1945年。每当一枚印章篆刻完成，我的心情都无比激动，一种成就感油生。有时刚离开工作室，又忍不住跑回去再研读、修改或重新设计，直到满意为止。”对任振斌来说，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有感人故事，难以忘怀。
郑州刻章公司-郑州航空港刻章-郑州金水刻章-郑州二七刻章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刻章艺术呈现出以下一些发展趋势：
与科技结合：科技的进步为刻章艺术带来了新的机遇。例如，智能篆刻系统的出现，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设计和制作古体篆字印章。通过微信小程序等工具，用户可以快速生成印稿，并发送到智能篆刻机上完成制作，大大提升了印章制作的效率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实现古文字的“零门槛”生成和个性化设计，为用户提供更多创意和个性化的选择。
多元化的风格：当代篆刻的审美视野更加多元化和多角度。在流派纷呈、竞争激烈的环境下，受到西方现代艺术、后现代艺术、现代书法等的影响，“写意”印风占据主流，其线条动感十足，字法新奇夸张，刀法酣畅痛快，构图大胆泼辣，艺术家们也更加注重突出个性、抒情达意，追求摆脱庸俗的个性化表达。
更广泛的应用领域：除了传统的实用功能，如文件签署、证书盖章等，刻章艺术在文化创意产业、素质教育、虚拟展厅、主题公园、文化园区、博物馆、文旅场所等领域也有了更多的应用。例如在一些活动或展览中，智能篆刻可以作为互动体验项目，吸引更多人参与，传播篆刻文化。
艺术与文化的融合：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刻章艺术将继续与其他文化元素相互融合。它可以与书法、绘画等艺术形式相结合，展现更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也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展现中国特色、风采、精神的大国外交新形象中发挥作用。
传承与保护的加强：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，刻章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将得到加强。这包括对传统技艺、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，培养更多的篆刻艺术人才，以及推动篆刻艺术在大众中的普及和认知。
创新材料和工艺的运用：在保留传统石材的基础上，可能会探索使用新的材料来进行篆刻创作，也可能会出现新的制作工艺，为刻章艺术带来新的表现形式和视觉效果。
刻章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，将不断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和科技发展相适应，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现其独特的魅力。